在分包之后，上海佳艺又将此工程拆分为节能工程、脚手架工程和铝窗工程，分别包给上海正捷节能工程有限公司、迪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中航铝门窗有限公司。前两者都是由自然人控股的公司。

　　其中，负责节能材料和施工的正捷节能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0年3月的“年轻”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其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张曙光年仅24岁，另一股东名为张利，各出资100万，皆为安徽阜阳人。

　　“年轻”的正捷在上海静安区陕西北路有一个办公地点，距离静安建总仅几步之遥。事发后，该地点的防盗门一直紧闭，门牌与门铃均不知所踪。该小区物业人士告诉记者，正捷节能租用该办公地点的时间并不久。

　　其另一个办公地点位于上海奉贤的奉浦开发区。2010年3月15日，即正捷节能成立前夕，其向上海奉贤密封件厂租下一处房屋场50平米，租用时间十年，月租金300元。

　　但沿着奉浦开发区的主干道大叶公路，同样找不到上述地址的门牌号码。在当地居民的指点下，本报记者找到了正在改建的密封件厂，该厂员工对于正捷一无所知，周边邻近农田和河道，也没有找到堆放任何节能保温材料的库存。

　　另一家承接脚手架工程的迪姆物业也同样注册在上海奉贤区。90年代末，浙江人劳伟星夫妇来到上海，从劳动力密集的建筑业起家。其生意如滚雪球般做大，目前名下有四家围绕建筑领域的企业。

　　迪姆物业的资质则仅包括物业管理三级和吊篮租赁两项，且其财务状况不佳。工商资料显示，迪姆物业经营状况2008年营业收入约22.5万元，但亏损约0.26万元。2009年营业收入约25.8万元，净利润仅约1.7万元。

　　这第三级的公司还不是这个工程的末端。

　　以中航铝门窗公司承接的门窗工程一项来看，施工工人和中航铝之间至少还隔着包工头和达达门窗两层。有一种说法称，达达门窗和上一层公司签的合同是每平方米88元的价格，然后剥离出具体施工的一部分，以不到每平方米35元的价格包给包工头施工。

　　“现在具体施工一般都是私人老板，这是一个潜规则，但究竟给谁，这个就有打招呼的成分，看谁背景大。”上海西部集团的一位专家评论说。西部集团同样也是上海节能保温试点时的总包单位。

　　4、以“节能”的名义：十年引线的汇聚

　　这个复杂的生态最终以“节能”的名义汇聚到胶州路728号。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总纲中，要求在“十一五”结束时达到单位GDP能耗5年下降20%的减排目标。而2010年的秋冬，正是完成这个指标的最后时限。

　　2010年4月，静安区还下发了《静安区节能减排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办法》，要求考核结果作为“一票否决指标”计入“部门公共目标”部分。

　　胶州教师公寓的“节能改造”就在这个框架之下开始了。2010年9月，第一批脚手架开始搭建，施工时间总长为180天。

　　“节能保温工程是国家力推，大都是政府项目政府花钱。”上海市建筑科学院有限公司节能保温研究室研究员邱童对本报记者说。

　　这个工程铺开之时，建交委下属的国资企业如静安建总等仍没有按照普遍做法划归国资委系统进行统一管理，董放、黄佩信等也依然留在建交委的体系之内，并承接了项目的总包和分包任务。

　　据一位接近静安区建交委的人士透露，2009年至今两年内，静安区节能保温工程费用高达亿元左右。这些节能环保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三块，其一是区里面的财政支出，第二块是居民维修基金，第三块是街道、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自筹。

　　由于总包、分包、监理、设计单位都是体系成员，这些巨额节能减排资金先在体系内进行循环。

　　与之承接这么多政府项目不相匹配的是，从公开资料看，静安建总的经营状况并不佳，其2008年营业收入7.2亿元，利润仅有675万元，不足营收的1%。

　　同样，上海佳艺的财务状况也不佳。根据工商资料，其营业收入递增迅速，由2006年的3940万，逐年上升到了2009年的1.1个亿。但利润一直徘徊在30万-40万元左右。

　　“确实有一些系统内部的小型国企是有小金库作用的。”一位地方国资委的处级官员向本报记者坦承，这些企业几乎成为了各自系统的成本中心，把一些不便于在政府部门中体现的成本开支一律做到下属的国企账面上。

　　尽管利润奇低，但是上海佳艺的2008年招待费高达百万元。

　　本来，在建筑行业有一道制度屏障有望切断这一条一脉相承的链条——监理。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